15年前“大米逼空战” 中央学到了什么？

一场大米供求的失控让中央意识到，在粮食这个举足轻重的战略物资上，一个完全代表中央的强力调控角色是多么必要。图为国家储备粮库。　　在中国粮食交易历史上，可能再也不会有像上世纪90年代初那样受投机者“欢迎”的年代了。1992年政府开始了第二次粮改，并在1993年提出“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改革方针。全国95%以上的市县放开了粮食价格。 　　1992年，股市在1.3万亿银行储蓄的推动下掀起第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另一些资金实力更雄厚的庄家则把战场开到了“粮食期货”这个更惊心动魄的掘金场。一时间，全国冠以“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名称的机构就多达50多家，上市品种有7大类50多个，各类期货经纪公司有300多家，各类兼营机构多达上千家。 　　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这样描述当年的投机狂潮，“当时的期货公司非常混乱，光广东一个地方就有二三百家期货公司。第二交易所非常多，已经成立了11家交易所，还有几十家交易所待批，第三交易所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比如说稻米、玉米几个交易所可以交易，绿豆这么一个品种，北京和郑州两个交易所交易，而且形成的价格还不一样。”以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为功能的期货市场几乎成了现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源头。常清说，交易所之间竞争往往是为了交易量，各个交易所采取一些小的手段，使规则不严肃。那边正在交易，这边出了文件，规则变了，整个交易非常混乱。粮食有利可图的程度以及人们对粮食炒作的热情超出了制度设计者和监管部门的预期。 　　当时粮食期货最主要的炒家都是各级国有粮食企业。宋廷明回忆，在“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的指导下，粮站、粮库这些基层粮食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个体粮贩自由经营，随便进出。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它们又纷纷加入粮食投机的行列。“我国粮食系统是通过行政关系连接起来的一个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网络，改革之前，购销关系主要通过粮食管理系统衔接。”宋廷明说，在当时情况下，相当于割断了这一连接链条，打破了原来的购销关系。 　　这场全面投机的高潮是1994年著名的上海“粳米事件”。粳米期货被爆炒的起源，仍是现货市场出现的供需紧张。宋廷明说，1993年，南方因为耕地减少的明显，籼米产量短缺出现了明显变化，广东省到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去购买籼稻，但对方看米价上涨，拒不供货。接着，来自东北的粳米开始大幅南销，而当时东北的大米产量还极为有限。到1993年第4季度，籼米和粳米的现货价都开始急剧上扬，“粳米期货从 1400元/吨上升至1660元/吨，炒作一发不可收拾，1994年春节前后，受国家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影响，期价从1900元/吨涨到2200元/ 吨”。 　　于是一些财大气粗的省粮食公司开始上演逼空格局。他们最初判断市场上可供交割的粳稻现货商品大量稀缺，凭借资金优势在期货市场建立足够的多头持仓以拉高期货价格，同时大量收购和囤积可用于交割的粳稻。当时上海粳米现货价已达2000元/吨，与期货价非常接近。另一些判断国家会出台宏观调控平抑粮价的省份则坚持米价会下跌。双方互不相让，持仓量急剧放大。 　　“7月5日，交易所做出技术性停市之决定，并出台限制头寸措施。在《关于解决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粳米期货交易有关问题的措施》出台后，多空双方大幅减仓，价格明显回落，9412合约和9503合约分别从2250元/吨、2280元/吨跌至最低的2180元/吨和2208元/吨。”曾任江苏粮油公司期货交易员的王洛维回忆，“谁知，进入8月，受南北灾情较重及上海粮交所对粳米期价最高限价规定较高的影响，多方再度发动攻势，收复失地后仍强劲上涨，9503合约从最低位上升了100元/吨之多，9月初已达到2400元/吨左右。” 　 “粳米多逼空事件”引起的粮价暴涨，加剧了通货膨胀。监管部门对粮价失控显得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暂停了粳米期货交易。这场大米供求的失控让中央意识到，在粮食这个举足轻重的战略物资上，一个完全代表中央的强力调控角色是多么必要。 　　当年，在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运用项目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第14期）